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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恨不相逢”
时间:2021-11-24

  从1959年革命胜利到2008年宣告引退,卡斯特罗在古巴领导人的位置上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,这也令他成为当今世界最富阅历的政治人物之一。在《访谈传记》一书中,年逾八旬的卡斯特罗展示了对时局的敏锐洞察力,并就国际形势和一些知名政治人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

  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事件改变了世界的形势。作为美国的近邻,我们一再谴责各种形式的。事实上,古巴是9·11事件后头一个声援美国人民的国家;而在此之前,我们也曾向美国政府建议制订一个旨在共同打击的计划,但遭到了无礼拒绝。

  然而不久以后,我就从华盛顿听到了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言论和理念。那是2002年6月,美国总统布什在西点军校发表的讲演中对军人们宣称:“我们的安全要求我们把你们即将率领的军队,变成一支能够随时准备向世界上任何阴暗角落进攻的军队!”这种所谓“先发制人和突然袭击战争”的理论,在世界政治史上从未有人做过。

  要知道,作此宣告的人不是一个小国政府,而是一个空前未有的最强大的军事大国的元首,这个国家拥有足以多次消灭全球人口的核武器,以及其他多种可怕的常规或大规模杀伤力的军事体制。

  按照布什先生的说法,我们就是那些“世界上的阴暗角落”。他们也这样看待某些第三世界的国家。没有人比这更加蔑视我们的了!我们曾经是几百年来列强瓜分和掠夺的对象,始终没有得到过完全的独立和公正公平的待遇,也谈不上有什么国家安全;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,没有一点否决权,在国际金融组织中也做不了什么主;留不住自己的人才,防止不了资金流失,也避免不了因发达国家过度开发、自私和贪婪的消耗而引起的环境破坏。

  后来在联合国,美国再次宣告它保留未来独自决定进攻别国的权力。看吧,它竟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词句,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谈起什么“先发制人的战争”来了!

  确实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严重威胁。但在我看来,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、全球数亿人的贫困、恶劣的卫生状况、饥饿……都比更为紧迫。此外,还要加上那个惟一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图谋,它期望成为地球的主人,推行傲慢的统治全球的政策。

  提到,美国政府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“世界反恐战争”,但我在使用这个词时总是十分小心,尽管袭击纽约、马德里、伦敦或其他城市的做法令人厌恶,但另一方面,在这个合理担忧的基础上也产生了某些令人怀疑的推断。

  我们一直在观察,许多民族斗争——比如伊拉克——怎么会被鉴定为呢?记得1980年前后,美国前总统里根就曾经不分青红皂白地滥用“”一词,他们把反对种族隔离的南非战士们说成是“”,又将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的战士、争取建立自己国家的巴勒斯坦人或萨尔瓦多的爱国者也都说成是“”。可是,当以色列军队轰炸加沙地带居民区,造成无辜者死亡时,他们不把这叫恐怖行动;当美国人自己在伊拉克发射导弹滥杀妇女儿童时,也不把它称为。

  当然,我并不相信美国会建立一个法西斯式的政权,美国人民毕竟拥有一整套的机制、传统和政治价值,使得他们不会犯下太严重的错误。主要的危险在国际方面。由于美国总统拥有的职权是如此之大,掌握了一个庞大的军事、经济和技术的实力网络,实际上使全世界受到了威胁,这种情况也是违背美国人民意愿的。

  除了我的老家西班牙外,我和欧洲国家元首的接触不多。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末,我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会议上见到了英国(前)首相布莱尔。他这人瘦高身材,傲气十足,眼睛好像长在额头上。我同他交谈了几句,很简单,冷冰冰的——说实话,我一直对他紧跟美国的政策心生厌恶。

  我知道他曾大谈童工问题,于是便对他说:“喂,我注意到您谈到了全世界的童工现象,但据我了解,在英国就有200万童工。”我想,他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傻瓜和无知者的傲慢无礼,可我对他说的可是有统计数据支持的大实话!

  当时的布莱尔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奉为偶像。不错,克林顿自己确实是个有教养、有理想也很聪明的人,这个英国人也似乎因此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。但那时我说什么也不会想到,忽然有一天,布莱尔先生又把布什奉为偶像——这就是这家伙干的事。

  依我看,布莱尔这个人比佛朗哥(西班牙独裁者)的继承人阿斯纳尔(西班牙前首相)还要右倾保守,他们在历史上都犯过不少错误,也都曾滥用过职权。不过在全欧洲范围内,后者和意大利(前)总理贝卢斯科尼的相似点更多一些,他们是两条大大的走狗,是法西斯主义的继承者。贝氏同时还身兼各种媒体的老板——他就是利用这一点制造舆论、影响舆论,并且一直爬到现在的地位,呼风唤雨,为所欲为。

  另外我也注意到,现在欧洲有一种说法,认为已经出现了独立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“第三条道路”。哪有这么好的事?那只不过是一条世界上所有朝三暮四的人已经走过了的道路,其锋芒所指是反对欧洲人已经争取到的社会保障现状,减少养老金和失业补贴。总之,根据这一理论,那些社保措施会把人们养成懒汉,所以才应该通过某种手段强迫他们去工作。对此,我的观点则是:应该对民众进行教育,而不应利用经济机制去强迫人做什么。

  在拉美地区,我现在最钦佩的领导人无疑是委内瑞拉总统乌戈·查韦斯。在他身上,我们看到了一个另类的印第安人——正如他自己所说,是“印第安人和印欧混血人种的后代”。从血统的角度而言,查韦斯确实兼有黑人、白人和印第安血统,但如果仔细观察他,就能看到一个土生土长的委内瑞拉之子。我常听他的演说,知道他以自己卑微的出身和血统自豪。

  早在1994年,查韦斯就来到哈瓦那访问。我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,我发现他是个有教养、聪明勇敢而且非常进步的人,是一位真正的玻利瓦尔主义者。后来他果然在大选中获胜,并且完成了宪法修改,获得了人民的巨大支持。

  委内瑞拉从前是不公平的国际经济体制的受害者之一。根据我国银行工作者所作的估算,过去几十年从委内瑞拉流失到国外的资金约达3000亿美元。反过来讲,要是真的实行过合理分配的民主制度,要是那些民主机制发挥过应有的作用,要是那些蛊惑人心的传媒机器所说的话里尚有些许真实可信的东西,那委内瑞拉的工业化程度和人民受教育程度早该超过瑞典了。但真实的情况又如何呢?

  查韦斯本人深知这种不公正的秩序再也不能被维持下去,他上台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,也都是为了缓解已经如此严重的危机。他的政策无法避免地激怒了少数垄断寡头和保守派军人,于是便有了2002年4月中旬的那次未遂政变。

  我们都知道,在那次卑鄙的、有外国势力暗中支持的阴谋活动中,查韦斯一度落入叛乱分子之手,生命安全处于千钧一发之中。在美国媒体连篇累牍地为政变叫好的时候,我一直同他的亲友保持着联系,把获得的真实信息通过古巴的广播和电视发送出去。事实证明,此举给了反对政变的人民群众与进步军人极大的支持,他们的反抗最终导致叛乱以失败告终,查韦斯本人也安然无恙。当时的我利用一部手机和一部录音机传达着各种新闻和消息,就像一位战地记者那样,亲眼见证了委内瑞拉人民和军队精彩的反政变斗争。

  在20世纪那些伟大的社会主义领袖中,我无缘结识,这是历史所带来的遗憾,因为当时存在中苏冲突所导致的分歧。在历史上有很大功绩。他当然是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鼓动者,而中国革命是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之一。他是政治和军事天才,他发起、推动、并成功进行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政府的斗争,谱写了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。

  但同时,我也深信他在晚年犯了严重的政治性错误。更准确地说,是极左的思想。他用严厉的、不公正的方式方法把这些思想贯彻到实践中,比如在所谓的“”时期,个人崇拜到了那种地步,的确是触目惊心。另一方面,作为极左政治的后果,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后来又产生了某些“右”的问题。

  当然,我不是说中国革命已经垮台。它正在寻找合适的道路。无论采取怎样的路线,现在的中国已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经济和政治强国,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,一个没有毁灭本民族历史的大国,一个坚持了基本原则的大国,她力求团结,没有使自己的力量四分五裂。

  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,我曾经说过,我们在开始时的重大错误之一,就是以为已经完全明白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。今天,我们对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;但是关于如何维护社会主义,或者说如何在将来维护社会主义,还需要有更深入的理解,还需要给自己提出更多问题。我们逐渐适应了变化的世界,我们会发现该怎样应对它,并在此过程中培养起团结的感情、革命的觉悟和能量巨大的价值观念。

  (::节选自《卡斯特罗访谈传记——我的一生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,连载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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